■近年来，由于人工智能（AI）迅猛发展、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，养老机器人正加速落地。在全国一些社区、养老院、家庭，各款养老机器人小范围“上岗”，实现送餐送药、辅助行走、健康监测等多种功能。
家住河北省唐山市开平区的王婆婆瘫痪在床，生活方面存在种种不便。近年来，为了帮助像王婆婆一样的老年人解决生活问题，开平区引入了“硬件+连接+平台+应用”的物联康养产品体系，为300余户老人安装了远程呼叫器、智能网关等设备，实现了对老人生活安全的实时监测与及时响应。
除了智能安全监护，陪伴型AI机器人已在全国多个养老院、社区进行推广。这些机器人不仅能陪老人聊天解闷，还具备娱乐互动功能。有的可以播放经典戏曲、老歌，让老人重温往日的美好回忆，有的能与老人下棋、玩益智游戏，锻炼思维能力。它们通过语音交互、表情模拟等方式，与老人建立起情感联系，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。
在上海市虹口区的彩虹湾老年福利院，89岁的滕泉大老人正兴奋地举着手机问道：“‘小鲸鱼’，我的股票还能涨吗？”他的话一出，立刻引发了周围一片笑声。这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老人活动室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与智慧的学习空间，滕泉大和他的朋友们正积极参与由院长主持的AI大模型应用课程——他们正在学习如何使用一款名为DeepSeek（深度求索）的人工智能软件。老人们不太记得英文名，但他们会根据手机上的图标给这款软件取名“小鲸鱼”。
西安市碑林区、黄雁社区引入的AI艾灸机器人，能精准定位穴位，自动调节温度和时长，为患有肩周炎的老人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。这款AI艾灸机器人与三甲医院疼痛科使用的是同一型号，能够精准定位穴位，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自动调节温度和时长，标准化执行各种灸法，不仅治疗效果显著，还大大减轻了社区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。老人们只需通过附带的小巧遥控器，就能自主操作机器人，轻松享受专业的理疗服务。
在碑林区第一爱心护理院，康复辅助器具外骨骼机器人成为失能老人的“新希望”。68岁的杜宏因长期坐轮椅，肌肉逐渐萎缩，连基本的康复训练都难以完成。而外骨骼机器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。“自从有了这个外骨骼机器人，我可以借助它进行康复训练和行走，真是太惊喜了。”杜宏高兴地说。
智能医疗的应用还体现在医院的诊疗过程中。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，AI就医助理“仁小爱”正式上岗后，为老年患者带来了极大便利。市民李佳带着母亲就诊时首次使用了“仁小爱”，她对此赞不绝口：“我妈妈以前来医院总是紧张，生怕走错地方，现在有了AI引导，我们跟着手机提示一步步走，既方便又高效。”
技术方面，部分养老机器人的感知与交互能力仍有待提高，如在深圳养老护理院测试的人形机器人，存在语言识别和理解能力不强、移动速度较慢等问题。
成本方面，目前市场上养老机器人价格普遍较高，一款带有AI人机互动对话、在线医疗问询等功能的智慧养老机器人价格超过14万元，高端康复机器人单价普遍超过10万元，助浴机器人均价3万至5万元不等，这使得许多家庭望而却步。
对此，业内人士建议，鼓励企业开发普惠型产品，如单价在5000元以下的助行器；可考虑建立养老机器人租赁制度，降低家庭使用门槛。要将机器人纳入“整合照护”体系，与护理员、社工协同服务。例如，机器人承担基础照护，人力聚焦情感支持。
未来，AI大模型与物联网技术的融合将进一步提升服务精准度，推动银发经济迈向新的高度。
面向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，养老机器人集人工智能、机械工程、传感器技术等诸多领域之大成，作为新兴解决方案之一脱颖而出。但养老机器人尚未实现大规模生产应用。特别是其针对用户普遍关心的两大问题——如何确保其应用安全，以及发生事故后责任如何划分，仍缺乏标准化应对策略和法律约束。
由于能够实现完全自主照护的养老机器人尚在研发阶段，相关责任认定争议较大。有观点认为，应由AI提供者、部署者等承担无过错责任，即不论有没有过错，都要对消费者的受损害结果负责。
与之相对，也有观点认为这样认定责任会抑制AI创新，主张践行过错责任原则，即由消费者举证上述相关方存在过错及其他侵权要件后再判定责任。这一主张势必导致消费者举证难度过大，乃至不能举证，不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。
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学系副教授刘瑞爽看来，不论适用何种传统归责原则，现行法律都难以完全适配高自主性的AI，“AI的责任归属是亟待立法解决的问题”。
但在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看来，养老机器人等AI产品事故的最终责任，“不能够由机器来承担”。他表示，无论AI发展到何种高度，在关乎人类生命健康的决策上，都应该仅仅让其给出方案建议，由人来最终决策，并由人按照具体责任归属承担相应责任。